清廷的新政改革不断推进，但是，从1902年初慈禧回到北京之后的好几年里，人们认为改革的步伐非常缓慢，政府举措的推进速度让那些希望一夜之间完成历史转变的人非常着急。人们对变革的速度归罪于清政府的专制制度，以致希望政治体制改革的声浪越来越急迫。1903年，君主立宪的思潮开始在国内外关心中国命运的华人圈中沸沸扬扬，那些经营工商企业的绅商已经非常明显地感受到了改变政治制度的必要性，所以，尽管立宪政治是知识分子一直在推动的事业，但显然也影响到了资本家阶层。例如张謇（1853-1926）就是一个身份复杂的宪政主张者与推动者，他在企业与教育领域名声不菲，同时与朝廷官僚翁同龢、袁世凯、张之洞以及维新派例如康有为都有联系。他在庚子拳变之后与汤寿潜、沈曾植共同讨论完成的《变法评议》被认为是立宪运动早期重要文献，之后他将更多的时间用于立宪政治的具体推动，例如帮助张之洞起草《拟请立宪奏稿》，与赵凤昌译刻《日本宪法》（均为1904年）。事实上，在之后整个立宪运动中，人们都能够看到张謇以及不少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的身影。
在清廷内部，早在1901年夏天，之后参加了出洋考察西方政治的清廷官员李盛铎（1859-1934）就有了主张实行君主立宪的明确提示，“查各国变法，无不首重宪纲，以为立国基础。惟国体、政体有所谓君主、民主之分，但其变迁沿改，百折千回，必归依于立宪而后底定。”清廷应“近鉴日本之勃兴，远惩俄国之扰乱，毅然决然，首先颁布立宪之意，明定国是。”[1] 官僚阶层的变化是明显的，驻法公使孙宝琦（1867—1931）于1904年上书政务处，建议实行君主立宪，他提醒说：日本正是在明治维新后的22年发布和实施宪法，导致“君民上下，遂成巩固不摇之势”。尽管政府官员因各自的背景和立场会提出不同的看法，立宪派仍然相继争取到了铁良、端方、载振、徐世昌的支持，很快，云贵总督丁振铎、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贵州巡抚林绍年等以立宪奏请。抵制立宪的人大有人在，但是这些人的影响力随着时局的紧迫渐渐式微。
时局在催促着清政府尽管改变现状。从1904年夏天就开始的要求美国废除限制华工条约的舆论到了1905年被推至高潮。华工在美国开发西部的历史彼时众所周知，美国在19世纪70年代处理国内经济危机的方法是采取排华政策，以缓解美国工人就业困难导致的社会矛盾与危机。1882年美国政府颁布的限制华工条约让中国人感觉到不平等，十年过去了，美国国会希望这样的政策继续有效，而中国人认为必须废除这样的条约。1904年底，就有超过十万华侨联名致电清政府，要求废除限制条约。两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达成一致，到了1905年5月，上海商务总会决定发动抵制美货的行动。不仅上海有数十个团体和行业参加了抵制行动，广州、苏州、长沙、北京、天津以及郑州等城市也集会参加抵制行动，而参加者的身份远远不限于商界，还包括知识分子、工人以及社会各阶层的人们。这场抵制运动没有获得最终的成功，不过，人们认定了这样一个看法：帝国主义不是东西，而满清政府的无能与腐败是问题的关键，社会不安的气氛更加浓厚，人们对满清政府的信任在进一步降低——清廷应该清楚这个形势。
重要的提醒发生在日俄之间于中国领土内的战争。当1904年日俄在中国东北地区发生冲突并于2月10日双方开战时，立宪思潮被推向高潮。人们想知道：究竟是作为一个大国的俄国还是一个小国的日本取得最后的胜利，其中也包括有人种和制度不同的对比。战争期间，立宪派判断并计算着一个在政治制度上优于俄国的日本小国的最终命运。立宪派与守旧派之间在政治理论上发生激烈的争吵，立宪派期待证明的是：实行宪政的国家，即便是黄种人，也能够打败白种人。舆论提醒人们：“国家强弱之分，不由于种而由于制。”[2] 当1905年5月俄国舰队在对马海峡覆没时，人们说，清政府已经没有理由拒绝民权。“日俄之役也，群以为非军队之竞争，乃政治之竞争。卒之日胜而俄败，专制立宪，得失皎然。”[3]所以，正是日俄战争的结果，拆除了慈禧大脑里最后的侥幸与幻想，迫使她最终决定接受早就在民间得到充分宣扬的立宪政治。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慈禧问端方：新政的各项措施都一一实施落实了，还有什么没有办的？端方告诉她：“尚未立宪。”端方还告诉太后：“立宪则皇上可世袭罔替。”这是慈禧关心的要点，对于慈禧来说，改革是为了巩固满清政权，而始终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对最高统治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这个基本思路延续到20世纪不同时期面临改革的集权主义者。太后的同意，唤起了许多察言观色的官员的积极性，宫里四处能够听到立宪的议论。之前因告密而得罪了光绪和康梁的袁世凯将这个机会看成一个改变立场和形象的转折，他在5月就与周馥、张之洞联衔奏请实行立宪政体。
1905年7月16日，清政府下达上谕安排政府高层官员出国考察西方政治以准备立宪：
谕内阁：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数年以来，规模虽具，而实效未彰。总由承办人员，向无讲求，未能洞达原委，似此因循敷衍，何由期衰弱而振颠危。兹特简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等，随带人员，分赴东西各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嗣后再行选派，分班前往，其各随事诹询，悉心体察，用备甄采，毋负委任。所有各员经费，如何拨给，著外务部、户部议奏。[4]
注释：
[1] 《追录李木斋星使条陈变法折》，《时报》，1905年11月28日。本书转引自《晚清政治新论》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06页。
[2] 《论日俄之战之益》，《中外日报要闻》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3] 沈其昌：《议员要览》第61页，预备立宪公会印，1910年。
[4] 《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546。本书转引自高放等著：《清末立宪史》华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89页。